法律法规
新《种子法》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积极作用与局限(三)
来源: | 作者:sdfgrcn | 发布时间: 922天前 | 563 次浏览 | 分享到:
三、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的进一步建议
       新《种子法》的颁布与实施,从种子管理的角度强调了品种权保护与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管理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将对我国未来的品种权审查、授权、维护、执法和司法等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但由于某些规定存在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相关制度的实施效果,如何更科学地适用这些条款,一方面需要在具体问题中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考虑相关制度的整体完善。

(一)科学借鉴国际统一的概念术语
     UPOV公约及美国、欧盟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践证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不但是一种激励创新的制度设计,而且需要严格的技术标准予以支持。相关制度所涉及的术语具有严格的技术界定,比如品种、已知品种、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以及稳定性,比如用以描述品种所使用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遗传性状等。UPOV公约对相关术语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语言表达和判断标准,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表达含义时,应采用国际上统一的内涵,否则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混乱和不方便。

(二)充分关注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与前瞻性问题
     正如《种子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所言,在《种子法》中加入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定,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植物新品种保护而言,这种立法模式应该不是最优的选择。限于立法思路、条文篇幅和修法时间等原因,《种子法》没有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回应,如品种权行使环节的扩大、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实施、生物技术背景下品种权与生物技术专利之间的衔接、品种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以及农民留种权利的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或多或少地对我国育种创新及其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影响,尽管其中一些曾在《种子法》修订中进行过多次讨论,但限于各种原因无法作出立法回应。要真正通过立法手段解决实践问题,除了启动立法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立法研究和调研,组织充分论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种子法》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规定,不是意味着一个立法程序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立法程序的开始,至少是立法论证程序的开始。

(三)有效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
     我国目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由《条例》、两个《实施细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2007年修订)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1999年)、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2001年)、《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2003年)、《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2012年)以及两个司法解释(法释[2001]5号和法释[2007]1号)等组成。尽管新《种子法》对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仅仅15个条款无法有效解决现行品种权保护法律法规中存在的漏洞与冲突问题[17]。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本身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启动《条例》修订或者《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制定工作是不错的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单独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的必然选择。(作者:李菊丹,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红,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释:
[17]具体内容详见李菊丹.《论<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修订》,《中国种业》2014年第8期;李菊丹.《论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立法例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和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编;《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修订相关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438-451页。

《法学杂志》2016年第7期 李菊丹陈红 201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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